「樂」讀新聞影片－以民國六○年代台視新聞影片及民國九○年代有線電視新聞影片之音樂為例 by 洪嫆絢一、 研究動機及目的
本研究欲之探討新聞配樂中所發展出的觀點，以電影資料館學中所維護修理之民國六○年代台視新聞影片以及目前民國九○年代有線電視新聞台為研究對象，來討論包括新聞配樂受政治、經濟影響下的變遷、新聞配樂的政治、社會因素、新聞配樂觀賞型態，從中探討新聞配樂的必要性及存在性。
本研究注重點不在新聞文本本身，而是希望以音樂的角度，從音樂美學、音樂社會學及音樂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觀察台灣當下新聞配樂的變化，以及閱聽人的反應，藉此來理解音樂依附在政治、商業等意味濃厚的媒體下之變遷，及多元新聞媒體下的音樂在實踐層面扮演的社會角色為何。
也希望透過案例分析，提出微觀層面的分析，探討新聞配樂如何影響新聞觀賞的價值，從由政治力量到市場力量壓力下的新聞媒體，以及多元資訊容易獲得的時代，從過去到現在的新聞影片，所使用的新聞配樂是如何表現及變化。新聞使用了配樂後，對於閱聽人的心理影響和解讀新聞文本時的方式及新聞配樂本身所要表現的符碼為何。
本研究對象則為隨機挑選之民國六○年代之台視新聞影片，以及民國九十三年十二月份之有線電視台之新聞影片，以側錄的方式，截取有音樂配樂之新聞畫面。
二、 台灣新聞影片的配樂變遷因素1. 社會變化、政治環境的刺激和約束對新聞配樂之影響
台灣三家無線電視台，台視、中視、華視的成立都與國家機器有密切的關係，台視的成立除了中央政府的指導外，省政府的參與更具決定性地位。
電視新聞方面，1961年台灣省政府委員會通過由省府新聞處籌劃「台視」的成立，並且在1962年10月3日試播，電視新聞首度於1962年10月10日晚上八點播出十五分鐘。
台視新聞開播初期，新聞及氣象每天分三次播報。中午及晚上十一時收播前各播出五分鐘，書面只有靜態照片、圖表、字幕卡及影片，聲音部分則由播報員在幕後播報，配以背景音樂，直到次年元旦，晚間八時的新聞氣象才改在攝影棚由記者面對攝影機播報(蘇蘅:2002,173)。
1962年至1970年的台視、中視、華視形成三家市場寡占的態勢。出現所有權集中於黨政軍的現象。電視業務快速成長，電視台不用真正面對市場，由於黨政軍體系一直對三台具有很大影響力，甚至居於主導。台灣電視制度即是一種被「發明」的尋求既不違背黨政要求，同時又能滿足市場利潤的電視新聞組織運作方式。尤其是台視新聞在戒嚴期間為可信度最高的電視新聞，顯示人力、物力資源的採編優勢，及電視媒介在當時傳播環境中的重要性，從觀眾評價更可看出市場和國家雙重作用在當時電視新聞的體現(蘇蘅:2002,175)。
台灣電視事業在政府及執政黨扶持下展開，但也交雜國家機器和市場力量控制的錯綜複雜因素。解嚴前的階段充分顯示意識形態包裝和政治產品挾帶在電視新聞中的特色。媒介宣傳和內控明顯反映在新聞製播上，新聞也同時成為政治權力貫徹的手段，國家機器透過人事任命直接介入新聞部門，但是三家電視台因此可以免於特別監督，而以自我控制的方式調控新聞內容的播出(蘇蘅:2002,175-176)。
從民國六○年代的台視新聞影片來看，除了世界新聞外，國內新聞鮮少配上音樂，常見的是宣傳歌頌政績的新聞，這也讓我們了解，由於社會中的權力運作，某個時期中，歷史研究可能關心特定的主題、追憶特定的人，或提出特定的解釋，並且在選擇性的機制下，某些主題可能被遺忘，造成某種程度的「失憶症」(林麗雲:2000,9)。
接下來從戒嚴時期至解嚴後，甚至到1993年啟頻道的開放，台灣電視媒體發生巨大的變化，這種變化過程被傳播學者稱為「解除規約」或「市場化」。市場化首先表現為媒體組織開始，以吸引觀眾和追求市場利潤為訴求(蘇蘅:2002,179)。收視率就是媒體關心的焦點，因此新聞報導的方式也有所改變，尤其是電視新聞爭相播出社會犯罪、色情新聞，甚至連新聞配樂也趨於多元化、聳動化。
台灣電視事業的變化，其中組織結是連接國家和觀眾之間最重要的機制，電視台這個層次在政治力鬆綁後，如何自我參照、自我確認、自我生產，會是改變新聞內容的重要因素(蘇蘅:2002,188)。
2. 電視新聞戲劇化、娛樂化
台灣的電視媒體一向由三家無線電視台所寡佔，是台灣電視收視眾「唯一」選擇，但於民國82年有線電視法的頒佈，使得台灣的媒體趨向多元化，從原本三個頻道，提高到六、七十個頻道，而新聞頻道全天侯的報導新聞，在市場、收視率的壓力下，電視新聞亦趨於娛樂化，因為新聞既是商業電視台的重要一環，所以就無法脫離商業的宰制(鄭明椿,2003:37)。
在過去的只有無線三台的時代下，論其新聞播報方式和音樂配樂方式和現代的新聞播報相較，更顯得中規中矩。從三立新聞「警察追捕張錫銘」的新聞中，不難發現其配樂讓人覺得置身於電影情節當中，戲劇化的程度，不雅於好萊塢動作片。
電視新聞無論在媒介市場結構及新聞方面的主題、新聞排播的結構、新聞內容，都出現了極大的變化，檢驗電視新聞「好壞」的唯一標準是收視率，因此，市場壓力形成新聞價值觀，使娛樂新聞、社會新聞和廣告化新聞充斥晚間新聞時段(蘇蘅:2002,186)。
三、 新聞配樂的意涵1. 音樂以新聞影片做為媒介
近年來，電視新聞配樂屢見不鮮，除片頭、片尾、氣象外，股事行情、專題報導、新聞摘要，電視新聞愈來愈「聲」動(黃葳威,2004:268)，從早期新聞配樂到近年的新聞配樂，可以觀察到其配樂是越來越聳動，電視新聞提供信息的功能正在減弱，而提供娛樂的功能正在增強(汪琪,1995:167)，為的是更引起閱聽人的共鳴，也更趨於新聞的娛樂性。
澳洲傳播學者韓寧瀚(Henningham)曾提出音效為建構真實情境的一種形式，刻意強調的音效不僅可豐富電視新聞的呈現方式，亦能增加傳播效果，他所指的音效除刻意突顯的現場收音外，也包括人為的配樂。
電視聲音所扮演的角色：
(一) 標示(labeling)：表明播出節目內容，協助閱聽人瞭解。
(二) 突顯(italicizing)：強調播出內容的特色，吸引閱聽人。
(三) 解釋(the sound hermeneutic)：註解播出節目內容的背景、地點。
(四) 內部觀眾(the internal audiences)：代表播出節目現場觀眾的反應，或協助節目氣氛塑造的特殊效果。
(五) 預示(the sound advance)：預告節目播出流程，以供閱聽人參考。
(六) 推論(discursification)：協助閱聽人推論節目容。
電視新聞配樂也有上述功能，電視新聞播出的片頭音樂或氣象報告配樂，各具備預告兼標示功能；體育新聞或選情報導，則穿插快節奏配樂，突顯播出內容的動感或節奏；股市報導亦有特定配樂，具推論、標示、突顯功能(黃葳威,2004:269-270)。
雖上述音樂在新聞影片有眾多功能，但音樂在新聞影片中當為一個媒介，隨著影像進入閱聽人腦海中，而音樂這媒介是否亦成「新聞」的一部份？閱聽人對原有的新聞主觀性和客觀性是否會隨之改變？而音樂是否成為「一隻看不見的手」，從中操控呢？
在三立新聞台中，一則警察追捕張錫銘的新聞中，從主播引稿到切入新聞影片報導結束，全加入了配樂，的確有標示、突顯此則新聞，反觀其他有線新聞台，對於此則新聞則無加配樂，難道這則新聞在其他有線新聞台就不重要嗎？當新聞利用音樂做另一個再現，新聞的功能性就不止於新聞，音樂用來標示、突顯新聞，則成為媒體用另一詮釋方法來再現「新聞」，而新聞原貌的存在性則盪然無存。
2. 新聞配樂的解讀方式
音樂所要表達方式，取決於該藝術的物質手段為何。文學的物質手段是文字、詞滙；造型藝術的物質手段是顏料、色彩；戲劇藝術的物質手段是語言， (于潤洋,1987:80)。而新聞影片的物質手段除了影像外，再加入了音樂，也為閱聽人的心靈反應帶動了不同的註解。
從人的心理來解讀對音樂的心靈反應，其中包含了不同的因素，包括社會文化下的信仰習俗觀念、個人喜好、聆聽態度，以至於音樂內部的元素結構等等(王育雯，2004:43)。因此，在不同的背景之下人對於音樂的解讀方式不同，相對於音樂在新聞片中使用，每個人的解讀方式也不同，新聞價值亦隨著個人而有所不同，有些人在音樂的襯托下可能對於某新聞的重要性隨之增加，但有些人則否。
Blacking認為必須是人們「有目的、有意識地使用」音樂，它才會對心靈產生影響，許多商業用的背景音樂常常在消費者不知情的狀況下影響心情、態度或購買行為，這顯示聽者無目的、無意識地接收到音樂，也可能會受到影響(王育雯，2004:4１)，因此在新聞中加入了配樂，對於閱聽人回憶新聞內容時，可能容易回想，甚至印象深刻。
若將解讀電視新聞配樂分為工具性、儀式性觀賞型態，前者涉入程度很高，觀賞重點在節目內容，後者則易分心，觀賞重點在「看電視」這件事本身。也就是說當閱聽人對傳播媒體涉入程度低時，配樂對傳播內容的效果有正面影響，但當閱聽人對傳播內容涉入程度高時，則沒有配樂才有利於傳播內容的效果(黃葳威,2004:273)。
3. 音樂的政治經濟學
音樂與意識形態具有特定情緒和感情為社會服務，它強化氣氛、激發集體情緒的作用(葉純之,1988:208)。
自古以來，人們即知道音樂具有神秘的力量，不僅可以感染人心，也具有影響人心、撼動人性的作用。音樂在東方或西方社會都扮演影響力的角色，不論在個人娛樂、國家慶典、宗教儀式甚至戰爭。《詩經》記載：從戰國時期，人們便會利用戰鼓，在兩軍攻打時鼓舞士氣，令戰士們慷慨殺敵；希特勒也曾利用李斯特的前奏曲當作戰時的勝利號角，成功的攻掠許多國家；成語「四面楚歌」也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音樂亡國典故。統治階層利用音樂創造出新的世代，音樂對其而言，不過是個玩弄的工具罷了(江惠君:2004,40)。
新聞媒介的權力被認為是一種獨立的力量，可以用來和政府抗衡對峙及操緃政治家和政務活動，新聞確實向權勢挑戰－儼然成為「第四權」，但進一步觀察，則這種關於新聞媒介的權力，是那些追逐自身利益者手中的龐大武器(Altschull,1989:165)。
台灣在戒嚴時期的新聞影片，也落入了上述統治階層利用音樂創造出新的世代的公式中。台灣在1962年成立了第一家無線電視台，開始了媒體和社會、媒體和文化、媒體和閱聽人之間密不可分的曖昧關係，媒體常掌握著主導權，控制社會文化發展，甚至成為了政治權力的工具。
媒體的影響力相當的大，媒體中的聲音和影像亦是重要因素，而在60年代的台灣，當時政府利用聲音和影像的利器，進行著潛意識的文化大革命。當時的台灣新聞影片內容多為去政治的新聞、政令宣導或是歌恭頌德政府的德政等等，而其中的新聞影片音樂做為一種分微。
民國六○年代台視新聞之世界新聞較有新聞配樂，而且在這時期的新聞，國內外經常播出的新聞為「當政者的閱兵典禮」。這也顯示特定的音樂體裁在教學儀式、軍隊、宗教中的作用都有一定的音樂，包括：集體合唱舞蹈、斯巴達式的軍樂、酒神的贊美歌、祭酒歌等(李普曼,1990:19)。集體的歌唱能束縛一個群體，甚至廣大群眾，並使他們達到狂熱的程度，但其中音樂的作用要於唱詞意識形態的作用，而這意識形態是集體演唱的歌曲、宗教歌曲和民族歌曲，尤其是民族的和政治的戰鬥歌曲的目的(思格爾,1990:41)。也因此在民國五、六○年代的早期新聞影片的「當政者的閱兵典禮」一直持續以畫內音配上進行曲，是向社會大眾宣示和告知，主導權利在特定人手中，是一種威權的美學。
其中在民國六十年12月6-8日的世界新聞影片中，配樂雖為畫內音，是軍樂隊所演奏之進行曲，但當軍樂隊畫面切至其他畫面時，進行曲卻仍然持續演奏著，而「進行曲」拍子（幾乎都是二拍子或四拍子的節奏）簡潔有力，樂句簡短清楚，更重要的是我們可以從西方「進行曲」的發展與演變，看到一個遠比所謂「齊步走」的音樂更寬廣的人文精神。早在十六世紀初，進行曲就已成為歐洲軍隊現代化的重要一環。因為在一個沒有無線電通信科技的時代裡，如何在戰場上指揮調動百萬大軍，所依靠的就是鼓號手所吹奏出來的聲音，而這些「聲音」就是進行曲最早的雛形，進行曲除了作為指揮軍隊的工具之外，更有振奮軍心士氣的功能(彭廣林,1998)。
也就是說，讓大眾遺忘，讓大眾相信，讓大眾沉寂，音樂是權力的工具，當用來使大眾忘却暴力恐懼時，它是儀式權力的工具；當用來消烕反對聲音時，它是官僚權力的工具。因此，音樂落實也突顯權力，因為它標示出一個文化在規範行為的過程中少數准予出現的噪音，並將之組織化(Attali:1977,24)。
四、 新聞配樂觀賞型態1. 新聞配樂與閱聽人之分析
音樂形成了一種表現方式，其中心內容是主體性的，表現形式也是主體性的，而其表現內容是通過聲音的起伏回旋、自由動蕩，經過聴眾的聽覺，直接觸動聽眾的情感，直接訴諸聽眾的內心世界(何乾三,1987:112)。
從有線電視開播後，新聞頻道為了收視率及同業的競爭，也為了新聞內容的「好看」，在九○年代的有線電視紛紛為新聞「配樂」，而這些音樂已不再是政治威權的象徵，而是媒體用來吸引閱聽人的感觀及注意力。並且常用於社會新聞，而配樂用於社會新聞，更能聳動閱聽眾，為新聞添加更多的可看性。
黑格爾認為音樂可激起某種情感，並在閱聽人中發展出某種觀感、觀念，是被樂曲激發起來，不是由音樂直接表達出來的。因此，音樂的節拍、節奏反映了主體內心生活，例如：聽到輕快的節奏時，馬上會跟著打拍子，跟著音樂去歌唱(何乾三,1987:112)。因此，新聞媒體掌握了此特點，新聞配樂成了媒體掌控閱聽人的利器之一，使之產生對新聞的認同感和共鳴，甚至使閱聽人的意識形態和媒體於同一線上。
另一方面台灣社會由農業社會轉變為科技工業為主流，相對於人民的知識水準也跟著提高，對於新聞的播報方式，則趨向於多元的接收方式(張宏源,1999:66)。閱聽人通常同時間想從媒體中得到資訊和娛樂，資訊中包括教育在內，而媒體所能提供的程度有多少，閱聽人評估媒體的方式與程度也有差異。閱聽人對媒體或多或少都有些感覺，他們對於本身所喜歡的事物常用領導、權威、冷暖、強弱等形容詞來表達感覺。媒體與閱聽人之間的關係是很難描述的，有時候以媒體印象及其所引起人們的感覺做測量，閱聽人有時會不顧經濟影響而喜歡某種媒體，他們可以削減其他方面的預算來付負擔他們喜歡的媒體(張宏源,1999:67)。也因此，閱聽人或許是因品牌喜好，而設定他們喜歡的媒體，或許新聞影片中的音樂使用，而使閱聽人鎖定某個媒體，或者是因新聞影片中的音樂使用讓閱聽人反感，而拒絶接受某個媒體。
2. 新聞配樂的符號意涵
廣播符碼(broadcast codes)和窄播符碼(narrowcast codes)界定方式是根據符碼閱聽人的性質來區分。廣播符碼是訴諸於廣大的閱聽人，也因此它必須適合相當程度的異質閱聽人，例如：流行歌曲則訴求於廣大的聽眾，即為廣播符碼的代表。窄播符碼只針對某些特定對象，它的意義有時會隨著情境的不同而有所改變，例如：歌劇只吸引它的愛好者，它便是一種窄播符碼。
因此廣播符碼具有許多通俗符碼的特質，它們都是簡單易懂，無需教育便可理解的，在廣播的訊息中，所傳達的是一個文化內在的情感、態度和價值等模式，而這些訊息會重新融入它們所來自的文化中，再度塑造出同樣的思想與情感模式(Fiske,1995:101-102)。新聞配樂則需使用具有廣播符碼性質的音樂，讓閱聽人能一目了然新聞配樂的訴求為何，以東森2004年12月24日的晚間新聞，則配上了「聖誕快樂」，讓閱聽人能立刻接收到聖誕的氣息。
新聞配樂的符號意涵和閱聽人的互動因素，可能包括教育、職業、政治資源、地理區域、宗教或家庭，由於每個人可能同時屬於許多個不同的社會團體，因此對於新聞配樂的符號意涵也擁有許多的論述領域。新聞影片的音樂就是利用廣播符碼的特性，讓閱聽人的情感和新聞產生共鳴，形成另一種新的符碼，也就是說，閱聽人在觀看電視時會依照他個人的特殊情境而作出反應，而這些反應也正顯示出他的社會定位與角色(Fiske,1995:104)。
3. 新聞配樂的集體記憶
音樂是一種集體記憶，聽者各以不同的節奏錄下他們從中塑成的個人化、特殊化的意義，一種秩序與系譜的集體記憶、言語與社會樂譜儲藏所(Attali,1995:10)。在TVBS新聞中，使用了同一種音樂在兩則新聞當中，分別為「中校跳樓自殺」和「卡車勾倒電線杆」，這兩則社會新聞，或許主編認定他們的同質性相同，所以使用了同一種音樂，而音樂會讓閱聽人產生固定的特殊意義存在，因此若同一音樂再度出現時，這時的閱聽人則會藉由音樂來判斷此則新聞為社會新聞。
所以，音樂作品所表現的感情，喚起聽眾經歷過的感情體驗，這種感情體驗是和相應的記憶表象結合在一起(錢仁康,1987:146)。
五、 結論在黃葳威的《閱聽人與媒體文化》中，他探討電視新聞配樂對閱聽人影響，使用了量化的統計方式，分析電視新聞配樂對閱聽人影響，其研究結果為：1. 閱聽人對電視新聞的回憶程度，未必和有配樂與否有關。2. 當閱聽人採儀式性收看方式時，配樂有助於閱聽人對新聞內容的回憶(黃葳威,2004:289)。但除從量化的研究外，也需從質化的角度來探討才能平衡研究。
在閱聽人方面，音樂是涉及到了人類的情感，音樂說些什麼？能夠說些什麼？都取決他附於何種媒介上，如今音樂附在新聞影片這媒介上，一向被要求客觀、中立、真實報導的新聞影片，其加上音樂後，所帶給閱聽人情感上的衝擊應是更大的，若閱聽人在觀看新聞時無法獨立思考時，可能就會落入被新聞控制的陷阱中。
在電視台方面，真實、中立的報導新聞，從新聞影片加上了音樂來看，似乎很難做得到，在早期的新聞影片的音樂被附於了教育化性質、黨政宣傳性質於其中；而現在的新聞影片的音樂則充滿了劇情化性質和娛樂化性質，這種音樂性的差異，隨著時代、政治文化的變遷，音樂的功能性也跟著改變，新聞影片中的音樂，作為一種社會歷史脈落變遷的佐證，不過，原以為頻道的開放，新聞影片的解釋權也跟著開放，由閱聽人來掌握新聞的解釋權，但事實卻不然，解釋權已悄悄地落在商業電視台手中。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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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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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江靜之(1998)，〈衛星、有線電視對無線電視之影響研究－以閱聽人為例〉，《一九九八年媒介與環境學術研討會》，台北：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研究所。
3. 蘇蘅(2002)，（電視新聞在台灣的發展），《台灣電視四十年－回顧與前瞻研討會》，台北：政治大學傳播學院。
網路
1. 台北愛樂電台，彭廣林的音樂說法http://www.e-classical.com.tw/prtfamily/program/whatsmusic/index.html
